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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中村该何去何从专家称应发掘其价值

发布时间:2019-06-09 06:21:07 编辑:笔名

城中村该何去何从 专家称应发掘其价值

在城市化进程中,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,农民转为市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,被称作城中村,亦称为“都市里的村庄”。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,城中村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、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。城中村被视为城市化绊脚石,一座座城中村被推平,重塑成现代城市的组成部分,这是城中村的宿命吗?

“有根的城市”

朱晓阳

过去30来年中国城市化过程有两种对立的模式。一种可称为“有根城市化”;另一种则是“无根城市化”。将“城市化”模式以二项对立区分,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了增强社会科学解释的穿透力。

关于“有根城市化”可以举城乡结合部为例。这些地方是由城郊农民在其村庄基础上建成的城市街区。这种城市被称为“城中村”。这是自发的、由下而上的农民城市化。这种城市化具有栖居性和包容性特征。就“栖居性”而言,农民的城市,即城中村是在原有的村庄格局中自然形成,其仍然保存着村庄的肌理。村庄原有的场所,如庙宇、打谷场、客堂和水井等仍扮演着原有的功能性角色,当然也有新的功能叠加在原来的场所上。例如打谷场变成社区内的广场或市场。就“包容性”而言,现代化建筑往往直接建造在原有的宅基地上,形成新旧共存的一种紧凑型城市社区。或者村民会利用国家特定时期的政策,如新农村建设,在村庄旁边建设一座全新的新村。新村与老村比邻而居。这种城市社区内,居民往往包括原居民和外地来的打工者,具有丰富的街道生活和混合居住特征。在这种地方,原有的社区纽带和社区生活空间在包容了城市生活元素后得以保留。这些地方也被标签为“脏乱差”之地,并被认为不拆除,“城市”的先进性便不能突显。实际上只要通过下水道、道路和防火等设施改善和对不安全建筑进行改善后,它们都能变成有活力和吸引力的城区。

“无根城市”则是由地方政府通过“城市规划”、征地拆迁和土地招拍挂,由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开发商建成的城市新区。目前媒体上经常曝光的“鬼城”就是这种无根城市。实际上这些新城市连“鬼”都没有。有“鬼”的地方是有人文之根的场所。一座“留守”故乡的园子被主人弃置不用,虽然长满荒草,立着祖上的老屋,这种地方是有鬼的,或有根的地方。新城市与此相比,连鬼都被排除了,因此这种城市化具有“筑造”和“排除”特征。“筑造”和“排除”是同一件事的两面,“筑造”总是从假想的“白地”开始,“白地”上已经存在几十年甚至百年以上的建筑或场所根本不被“看见”。城市化蔑视被规划的空间内已经存在的建筑或场所,其规划的起点是大尺度的所谓“熟地”。那些被规划进“红线”的地区被视为“生地”。

很多地方城市化的路径或者是征占城市郊区的大片农地,或者将城中村完全拆平。在这些被整理成“熟地”的土地上,由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开发商建成门禁小区、商务区或工业开发区等。这种新城市基本是按照上个世纪流行于西方的“光明城市”或“郊区城市”的模式建设。它们占用很多土地,具有蔓延和低密度特征。这些地方基本上没有街道生活,建成的门禁小区不具有社区性,甚至不规划区内菜市场;分散化的业主与物业之间不合作的情况随处都是。这些都是城市“无根性”的表现。

在很多地方,城市化的一个趋势是有根的城市化被消灭。城中村改造就是一例。近几年各地政府热衷的历史文化古城复建是另一例。当下许多人热炒的“城镇化”也很可能变成毁掉有根城市,建无根之城的运动。

为什么这样说?“无根城市”其实具有典型的“现代主义”之根。它是西方城市规划史上“光明城市”的重现,与“实现现代化”意识形态相互契合。而在当下中国,很多地方领导希望能够通过“无根城市”模式一揽子解决许多问题。例如,通过大规模征地拆迁和土地转让,地方政府能够获得巨额收入。建“无根城市”能够使地方的GDP迅速推高,能使政绩突显。无根城市建设能高效和“正当地”重新分配土地等资源。无根城市或“光明城市”的规划都有强烈的纪念碑效应。它能满足地方领导人和开发商要“为未来一百年中国城市打造空间”的不朽心结。

总而言之,要解决中国近三十年城市化中的问题,关键不是以“城镇化”取代“城市化”,而是要建设和改善“有根的城市”,尽量少一些“无根城市化”。(作者单位:北京大学社会学系)

城市的“孤岛”和“异物”?

卢晖临

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,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,尤其是随着农民大规模进城打工潮的形成,中国各大城市普遍出现了城中村现象。所谓城中村,本来不过是城市周边的农村,在城市的空间扩张过程中,它们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得以保留下来,成为被城市建成区四面包围的“孤岛”。

在城市政府有关城中村的报告中,经常出现的是“脏乱差”“城市血栓”“城市牛皮癣”等字眼,这些星星点点、散布于城区中的城中村,似乎成了与现代都市格格不入的“异物”,成了建设“世界城市”“国际化大都市”道路上的绊脚石。在这种思路指导下,近年来,一些城中村改造计划纷纷出台。

客观地说,城中村在建筑安全、环境卫生、社会治安等方面确实存在着各种问题和隐患。城中村本来不过是数量有限的本地村民的生活空间,一下子涌进来数倍甚至十数倍的外来人口,基础设施脆弱,公共服务供给不足,空间缺乏规划等问题马上暴露出来。加上村民和租户都缺少长远的预期,社区认同感难以形成,进一步消解了社区通过合作方式自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。

首先,在过去二十多年中,城中村已经成为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居住的地方,承担着为农民工提供事实上的廉租房的社会功能,任何针对城中村的改造,都不能无视城中村这一功能,否则,我们可能解决了城中村的所谓“脏乱差”问题,却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和生活困难。

其次,在多年的城中村居住生活经历中,农民工沿着亲缘、乡缘和邻居等线索编织了比较紧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络,相比于中产阶级的商品房小区,人们很容易在城中村发现更频繁的人际交往和更浓厚的人情味,以及略显杂乱但更生机勃勃的街区生活。对于缺乏制度保障和支持的农民工来说,这是他们落脚城市并谋求发展的弥足珍贵的社会资本,同时也为他们在陌生的城市逐渐建立新的行为规范提供了可能性。由于城中村治安管理未完全纳入城市体制,加上人口的过度集聚,城中村治安状况不好并不难理解,但是拆平重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治安问题,相反,它只不过是将治安问题转移到整个城市。更为危险的是,城中村的消失不仅意味着农民工居住空间的消失,而且意味着他们艰苦积累起来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络遭到破坏,帮助他们渡过生活难关的社会资本严重流失,建立行为规范的可能性进一步消解。

再次,就城中村与城市的关系而言,不应将城中村看作是城市更新和发展过程中必须消除的“非城市”部分。摩天大楼、宽阔马路、绿荫草地、门禁小区等不是构成城市的全部,在很大程度上,它们不过是我们对“世界城市”“国际大都市”的一厢情愿的想象,既不完全符合“世界”和“国际”的现实,也不符合人们实际生活的需要。事实上,在巴黎、东京、香港这样的国际大都市,很容易就在繁华的商业区和社区附近发现与深圳城中村类似的街区,仅容人通过的弄堂,几乎没有楼间距的“握手楼”,建筑格局与深圳城中村没有本质区别,但由于有较好的管理和公共服务,它们的环境和卫生状况良好。它们的存在,为城市中特定的人群提供了便利、舒适和低成本的生活空间,也丰富了城市的面貌,增加了城市的多样性。从这个角度观察,就能够发现城中村的价值,从而为城市更新和发展提供别样的灵感。

城中村的问题需要解决,但不能只采取“拆平重建”的城中村改造模式。城中村的改造,不应以消灭城中村空间为目标,而应该在尊重现状的基础上,逐渐解决城中村中的环境、卫生和安全问题,更好地增强它作为外来人口居住生活空间的功能。为此,需要在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方面做文章;针对存在严重建筑安全和公共安全隐患的房屋,需要作局部性的拆除和规划调整;从长期的社区发展着眼,还需要在土地产权和使用权方面做出更多制度创新的探索。(作者单位:北京大学社会学系)

原标题:城中村该何去何从专家称应发掘其价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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稿源:中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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